官方头衔，授予纳粹屠犹期间冒生命危险营救犹太人的非犹太人。这一称谓来自《塔木德》中的习语：各民族之义人会在来世拥有一席之地。
1953年，以色列议会通过《烈士和英雄纪念法》，让耶路撒冷的雅德瓦谢姆负责为冒生命危险营救犹太人的各民族之义人颁奖和树立纪念碑。从20世纪60年代早期起，在雅德瓦谢姆纪念处的管理下，义人授予委员会开始工作。该委员会负责授予民族义人的头衔。委员会成立的最初几年由摩西兰多任主席，他日后成了以色列最高法院院长。
营救者的姓名一旦被提交以求认可，义人授予委员会就要仔细调查与该营救者行为与动机有关的证据。相关幸存者或幸存群体必须能证实该营救者的功绩，而委员会会就相关事宜从欧洲各历史机构搜集确凿的佐证。原始法令本身并没有专门为民族义人这一术语下确切的定义。在整个犹太历史中，这一头衔用来指正义之士，他们在犹太人面临困难和迫害之际，同情、怜悯和帮助犹太人。但根据《烈士和英雄纪念法》，显然，一个人必须非常特别，才能获得民族义人这一官方头衔。因此，委员会试图了解候选人营救犹太人的动机，会调查这样一些问题：营救者是不是为了金钱而帮助犹太人？营救者面临何种风险与危险？营救者的动机之中有没有包含友谊、宗教信仰等因素？通常获得该头衔的资格是，一个人必须冒生命、安全或个人自由的危险来营救遭到驱逐的犹太人，且不索要金钱作为交换。
委员会有时很难决定何为风险或危险。有的营救者在其工作的国家中享有外交豁免权，可以免受迫害，故不会面对危及生命的形势。例如，葡萄牙驻法国领事阿里斯蒂德德索萨门德斯，他发给犹太人去葡萄牙的入境签证；日本驻科夫诺领事杉原千亩也做了同样工作；驻奥地利边界的瑞士警察队长保罗格吕宁格尔则允许数百犹太难民进入瑞士。为了营救犹太人，这些人全都违抗了各自政府的官方指令，但他们全都拥有避免严重危险的特殊外交身份。虽说如此，他们确实由于自己仁慈的行为而失去工作或名誉，并因此承受痛苦，所以委员会决定授予他们荣誉。瑞典外交官拉乌尔瓦伦贝里营救了数万匈牙利犹太人，同时也拥有外交豁免权，但布达佩斯解放后，苏联人还是将他逮捕。
在许多情况下，不是外交官而是普通人在纳粹屠犹期间营救了犹太人。尽管非常艰难，一些人还是决定把一名或多名犹太人藏在家里或院子里。营救者通常会为受害者建造地堡，后者会在那里暗无天日地呆上数周、数月或数年。战争期间食物奇缺，而营救者会与他们藏匿的犹太人一同分享屈指可数的几块面包。
在另一些情况下，营救犹太人的不是个人，而是群体。荷兰、挪威、比利时和法国都有援助犹太人的地下抵抗团体，它们主要负责为犹太人寻找藏身之处。荷兰小村庄尼乌兰德（Nieulande）住着非常特殊的一群人。1942年至1943年期间，村民集体决定每户藏匿一家犹太人或一名犹太人。尼乌兰德村117位居民全部获得民族义人头衔。群体营救犹太人的另一个例子发生在法国南部一个乡镇（Le Chambon-sur-Lignon），镇上牧师安德烈特罗克梅说服教区成员为躲避纳粹的犹太人提供藏身之地及援助。在丹麦，丹麦老百姓英勇地用渔船把全国8000名犹太人中的7200人转移到瑞典。
在纳粹屠犹期间，欧洲人营救犹太人的著名事例还有一些，比如奥斯卡辛德勒和米普吉斯。德国商人奥斯卡辛德勒雇佣犹太人在他工厂里工作，从而将一千多名犹太人从普拉绍夫劳动营中救了出来。米普吉斯女士则帮助了躲在密室里的安妮弗兰克一家。
非犹太人在纳粹屠犹期间营救了多少犹太人，具体数目并不清楚。有些非犹太人帮助过的犹太人随后在战争中就死了，故没有幸存者可以作证，甚至无法向委员会提交营救者的姓名。有时，营救者本人与他们试图营救的犹太人一同丧生。在另一些情况下，营救者即使到了战后仍然选择隐姓埋名，认为自己仅仅做了良知告诉他们正确的事。与之对照，数百万其他欧洲人则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到2000年，共有17,000多人获此荣誉和头衔。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民族义人在雅德瓦谢姆周围栽下树木，以纪念自己的行为。1996年建造了一座特别的纪念花园，里面有全部获奖人的姓名，让这个花园拥有获奖人的姓名就仿佛表彰了这些人。
诸多民族义人的营救事例表明，尽管形势险恶，营救确实是可能的。获得这个头衔的人不仅挽救了犹太人的生命，也有助于我们恢复对人性的信心。
Translated by: Lihong Song, Yan Sun, Zhipeng Zuo, Miao Wang
The Diane and Guilford Glazer Institute of Jewish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南京大学格来泽犹太文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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